後現代是解藥也是毒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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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現代是解藥也是毒藥

誠如學姐在前面所描述的後現代詮釋學特點，後現代強化了語言結構的權力性質，認為對語言的專一的解讀就隱含了霸權和宰制。至此，我們若將語言代換為符碼，將符碼視為一切的交流、意識之載體。無可避免驚覺人類失去掌管和操作的意義，作者之於文本將在創作後歸於無有。為作者送終，乃是分析上的禧年。

解構主義將文本批評限制在純粹的領域裡，避免太多關乎權力、意識型態或者主觀解讀，也未必就能避開支離破碎的命運。然而高舉「後學」的時代，後現代對權力的基進挑戰的確振奮了不少相關領域。文學、藝術、文化理論、傳媒取向乃至於消費行為。我們看見後設文學、達達派和普普藝術、後殖民論述…後現代的魅影轉戰各地，將解釋權堂而皇之從「作者」(或許我們可以廣義的來理解這個詞：霸權)手中奪下，卻又戰戰兢兢地交托給普羅和任何一個有心人士，採取相對主義，壓抑任何凌駕其他詮釋的可能。這些舉動，的確讓人看見更多可能性，預約了新紀元，跳脫舊有典範論述框架，無怪乎使人雀躍。

許多人會將後現代解讀為有意識地瓦解傳統的論述典範，但或許我們可以中立地由其特點而視為「無意識地」。也因此後現代本身拒絕定義、馴化、規訓，更有許多被歸類為後現代主義學者拒絕承認自己就是後現代。作為哲學上的兩面刃，後現代提供小論述對抗大論述、大時代的立基點，也可稱做一種新視界，然而後現代對自身的指控性卻從未消失不見，後現代終歸必須面對自我、檢視自我的立場是否為另一場霸權的鬧劇(典型的例子就是台灣的本土論述對上大中國論述)

援引後現代作為攻擊利器，就必須面對自身最初頑強的假定，它的相對主義同樣地設定了自己絕對沒有勝利和大一統的一天。以我自己參加的一場主題關於文化和反文化的座談為例，當台下的觀眾企圖將對話導向雙方對詞彙的解釋權時，論述的討論開始變得多元和不可預期，但論述的行動意義就全然隱退，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。

後現代對基督宗教的解釋權挑戰，或可做類比的理解。有心者企圖將 神、上帝、基督理解為一般的詞彙時，我們是否暫時離開信仰進入戰區？當討論建立在忽視聖經的權威情況，我們是否仍然固守尊奉聖經權威的陣地？當我們無可避免的被推擠到前線，身邊多數人不信神時，基督徒無可推諉地必須為著敬虔、宗奉聖經背上十字架。基督徒或許可以在後現代的論述框架下佔上風，但後現代之中沒有輸贏。以理服人亦無法真正帶人信主。基督徒沒有逃避，但亦不該在當中失喪。保羅曾說：「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，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人。向猶太人，我就作猶太人，為要得猶太人...向甚麼樣的人，我就作甚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。」保羅所見的，乃是福音和那人的得救。我們的禱告和 神的賜福才是真正的大有功效。(以下為個人見證，不贅述XD)